翁杰明提出：国有资本要发挥投资未来“排头兵”作用

翁杰明指出，国企改革发展走到今天，核心要义是一个词——改革，核心逻辑是一句话——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国有股权投资领域要锚定这一改革主线，吃透政策精髓、把准发展航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国有资本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明确国有资本投资战新产业、未来产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导向，到优化国有创业投资考核、容错、退出机制。改革措施的政策逻辑也很清晰，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激励约束制度，支持国有资本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和进展。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环境下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的规律。美国硅谷风险投资和科技创新的经验，我国市场经济探索形成的风险投资和科技创新经验，都很有价值，值得总结学习借鉴。美国硅谷科技创新项目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70%–90%失败率是很正常的，成为独角兽概率<1%，通常有1–2个项目盈利就可以弥补整个投资组合的亏损，实现整体盈利。这个基本的市场规律就是投资行业的幂定律（Power Law），它表达一种数学关系，一个量的相对变化会导致另一个量成比例的相对变化。关键是如何评价风险投资失败与成功。硅谷对风险投资的考核不是问为什么失败？而是问失败得是否“有价值”，技术失败、市场失败都很正常，只有违规失败、欺诈失败、浪费失败才不可接受。所以，美国硅谷对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容忍极高，与行业实际失败成功率相符和；不是考核单个项目，而是根据组合数学+概率统计+投资组合规律，考核投资组合（Portfolio）整体表现。不是追求3-5年短期利润回报，而是根据投资回报时间滞后性规律，根据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创新投资不同的时间周期，采用“分层周期”制度：短周期管理、中周期评价、长周期问责。特别是科技创新项目成长周期一般都需要8–12年，按照创新周期陪伴创新项目成长、进行符合创新周期规律的考核。风险投资行业对管理人实行市场化激励，低薪酬+高跟投+超额收益分成+长期锁定+失败共担，收益与投资结果高度绑定，形成风险与回报对等机制。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创新规律，完善制度环境，破解“不敢投、不愿投、短视投”难题，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建立全周期考核机制，淡化短期财务回报要求，强化“资本+技术+场景”的深度融合，让国有资本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有动力、敢担当、能作为。这始终是国资国企改革政策顶层设计的底层逻辑和追求目标。

中央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要求，在“十五五”规划里提的很明确，就是深化“三个聚焦”，聚焦战略安全与命脉领域，焦国计民生与公共服务，聚焦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重点在于从规模扩张转向功能重塑。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国有股权投资是服务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排头兵”，是国资央企科技创新“风向标”，是投资未来的“突击队”。“十五五”时期，国资央企股权投资要站位全局、聚焦主业、瞄准前沿、精准发力，以高质量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

我近期调研了十多家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所做的是具身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未来科技产业，都是高成长性、都富有极强的生机活力，同时，绝大多数都是创业的民营企业，风险投资者也是社会资本为主，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机构身影寥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国家政策要求国有资本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要投资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但是，我们在这些领域做得还有不足。

分析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的产业研究不够，有的企业发展战略还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阶段止步不前，按照多年前的旧地图在指挥今天的作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经济命脉迅速迭代升级。十年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光伏风电、高端装备等，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高铁、通信装备实现突破，这些领域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核心力量。现在，谁也不能否认数据中心、算力网络、工业软件、网络平台、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这类新经济命脉行业的特点是：技术更新快、资本周转快、产业边界模糊，对组织反应速度要求极高。对国有经济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一次结构升级的机会。过去，国有经济像一艘万吨巨轮，转向慢但稳定；现在，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提高“转舵速度”，加快向数字与智能骨干结构跃迁。每一次浪潮都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昨日的战新是今日的基石，今日的未来是明日的命脉。

国资央企投资地图要紧随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迭代升级，锚定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实现前沿突破与智能重构，发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作用。国资央企国有资本投资机构，要锚定量子科技（计算/ 通信 / 测量）、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细胞工厂）、绿色氢能与核聚变能（终极清洁能源）、脑机接口（人机神经交互）、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自主智能体）、6G 通信（空天地海一体化、万物智联）等科技前沿，加大投资引领力度，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投资未来，才能赢得未来。

翁杰明：以新的改革

加快推进国资国企转型发展

经过两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在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企业运行机制提升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近几年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国内经济发展承受巨大压力，民营企业普遍困难，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滑，社会上包括体制内对国企又出现不少疑问。这些疑问有些存在已久，近期重新提及，有些则带有新的特点。如国企改革的方向究竟应该是体现核心功能还是占据国民经济较大比例？国企是否难以改变效益指标不高的局面？国企能否真正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引领者？如何解决国企中的产能过剩？国企是否一定要限薪限股权收益,不能搞市场化激励？国企在国际化进程中实际竞争力怎样？国企出资人究竟是以管资本还是管企业为主？

翁杰明日前撰文指出，要加快突出国企核心功能。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聚焦国企核心功能。国企从诞生开始就不同于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一般性企业，其设立原因通常是延展政府的某些功能，功能性大于经济性。下一步，国企要坚决放弃在一般性产业门类粗放布局的举措，坚决放弃违背市场规律死守低效无效资产的做法，放弃不顾质量一味提升GDP中国有经济增加值占比的思路，真正突出维护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功能。要依托国资监管机构制定面向全国、富有约束力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规划，明确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连续三年亏损即应退出的要求，以国企聚焦主业为广大民营企业提供应有的发展空间。

要加快分类监管分类运营。

对国企进行名实相副的分类监管分类运营，在“十五五”时期势在必行。一是正在修订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应该设立专节，对国有企业提出分类监管分类运营的要求，使这项改革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分类监管分类运营必须全面化，不仅用于考核薪酬，更要推动商业类企业和公益商业兼具类企业的商业部分，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三是公布国企数据既要反映整体，更要反映三类企业各自运营状况，尤其要体现商业类企业的质量效益。促使国有商业类企业和公益商业兼具类企业中的商业部分，完全以行业标准与民营企业比拼效益，取长补短。如果国有商业类企业效益达不到同行业平均水平，就应该进行改制、股权调整甚至退出。

要加快建立“特区”引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考虑到许多国企的主要功能是延展政府的国民经济基础支撑和公共服务职能，不可能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聚焦高水平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按照全球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规律，建立股权多元、政策集中、机制灵活、容错试错的“特区”。一是建立或改造出一批股权多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明确，股东只能根据股份比例行权的科技企业。二是企业章程按照全球高水平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平均成长年限设定投资收益周期，期间股东不对企业作年度审计评估。三是着眼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建立规范稳定、契约完善的骨干员工持股制度，实现同股同权。四是淡化国企重整体并表、追求营业收入规模的思维，以市场化方式进行权益并表。五是投资收益期结束时，国有股东经审计决定采取增资控股、保留原股或退出股权等方式。六是“特区”模式不扩大到公益类企业、公益商业兼具类企业的公益部分和一般竞争类企业。

加快健全科学而又稳定的分配激励机制。

为了国企持续发展，有必要加快健全科学而稳定的分配激励机制。一是薪酬必须与效益挂钩。所有效益下降的国企，员工薪酬特别是管理人员薪酬必须下降，绝不允许出现连年亏损而薪酬连连上升的状况。同理，在效益上升或亏损减轻时，也必须按照契约提升薪酬，不能发生违背承诺不予兑现的现象。二是不同类别企业实行不同标准。公益类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员工薪酬自然受限，但应根据服务水平和成本控制情况有所浮动。在公益与商业兼具类企业，员工薪酬高于公益类企业。考虑到这类企业获取的部分利润源于政府特许经营、自然垄断，而非自由竞争，要避免部分员工获取过高薪酬。商业类企业或公益商业兼具类企业的纯商业部分，较少依靠政府资源或纯粹进行市场竞争，薪酬制度应该市场化，不能与公益类、公益商业兼具类企业混在一起。即便不能完全市场化，也要达到准市场化，即员工薪酬不低于同等效益民营企业的80%，同时按贡献给予一定的荣誉或其他精神激励。三是科技引领性的高水平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比拼的根本就是各类人才，人才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必须完全市场化，明确员工薪酬根据其贡献“上不封顶”，骨干员工直接持有股权。当然，各个企业集团中由中央明确规定限薪标准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该严格落实各项要求。

要加快实施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目前，“一利五率”考核方式基本定型，关键是如何促使考核对象经得起考核。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尽管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由于形势持续严峻，困难企业不断增加，依然任重道远。下一步急需以更大的魄力、更系统化的思维落实此项措施：一是坚决通过重组整合，化解过剩产能。当下钢铁、建材、光伏、风电、汽车、化工、建筑等行业严重过剩；有的虽谈不上明显过剩，但内卷严重。这已经成为国企利润不断下行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必须提高产业集中度，避免无序竞争，别无它途。二是坚决通过对内对外并购组合，用另一只手壮大先进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龙头国企不能只靠自我循环培育新产业，很大程度上需要联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金融机构，用市场化方式吸收竞争力、成长性俱佳的科技型企业，只是要注意并购组合后保持多元化股权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三是坚持“一企一业，一业一企”的专业化整合方向，从根子上解决国企“大而不强，繁而不优”的状况。四是坚决指导督促市县政府整合消化融资平台公司。市县融资平台主要因“土地财政”而生，随着房地产业全面下行，原有资金循环模式难以为继，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频频“爆雷”。近年来市县政府在化解地方债过程中，对平台公司重组转型，但效果不佳，假重组假转型比比皆是。有的继续为公益项目筹措资金，成为地方政府依旧增加政府性债务的重大隐患。由于市县政府应该取消经济发展“运动员”的职能，除极少数公共服务领域外，均不应保留国有企业，下一阶段须排除各种阻力，坚决而稳妥地消化干净一般市县融资平台公司。